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秋季时实盘配资网站，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变得更加有利于解放军而不利于国军。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壹｜ 双方的军事形势
(一)国军力量全面削弱
老蒋发动全国内战时，自恃军队人多、枪多，人力、财力、物力都占优势，以为很快就能消灭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并彻底摧毁解放区。但战争的结果，同老蒋的预料和期望恰恰相反。国军是处处受挫，着着失败。战争第1年，国军损失112万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战争第2年，继续损兵折将、丧师失地，又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军队总兵力逐年下降，官兵意志衰退，情绪低落，整个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
战争第2年国军损失情况分类统计如下表:
营以上建制部队
国军在过去两年战争中，总共损失兵力 264.14 万人。其中，被俘 163 万人，毙伤 96.62 万人。被俘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61.7%，毙伤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36.5%，起义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 1.8%。这还不包括其溃散、逃跑的兵力。到1948年6月底，其总兵力只有 365 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 105 个整编师(军)、285个旅(师)、198万人；非正规军53万人；特种兵及海、空军共 45 万人；后方机关及学校 69 万人。而能部署在第一线的正规军仅有 249个旅(师)共174 万人。其中，
东北战场卫立煌集团 34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 44.9万人； 华北战场傅作义集团28.4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39.7万人； 西北战场胡宗南集团26.8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31.4万人； 华中战场白崇禧集团27.6万人，连同非正规军 35.7万人； 徐州战场刘峙集团50.4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70.5万人； 山西阎锡山集团7万人。
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5大战场上的正规军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交通点线的守备及在其附近地区作战，能够进行战略性机动的兵力所剩无几。这些部队中，大多数又是被解放军歼灭后重建或重创后补充起来的，兵员素质低下，官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置留长江中下游和大巴山山脉一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山脉一线以西广大地区的正规军仅有36个旅(师)23.8万人。
最使老蒋痛心的是国军的指挥机关、建制部队，尤其是216名高级军官被俘虏、被击毙，这对于国军是严重的打击，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老蒋说:
“自从前年底国军开始戡眼作战以来，我们遭受的损失，真是十分的重大！在去年一年中，我们有许多部队被匪军消灭，有许多高级将领遭匪军俘虏，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耻辱！我们简直可以说去年这一年，乃是我们国民革命运动遭受到最严重障碍的一年。”（《蒋总统集》第2册，台湾国民党国防研究院1960年10月印行，第1625页）
国共和谈时的对手
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国军中的失败情绪、厌战心理，油然而生，并且不断发展蔓延。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和党政要员对战争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连老蒋也不得不承认：
许多高级将领“对于剿匪军事的前途，表示悲观，以为没有胜利的希望”。“一般中央同志对于时局怀着种种优虑，甚至感到惶惑不安”，“许多同志，都丧失了革命的信心，忘却了自己革命的立场和责任，心里面笼罩着一片悲观的心理”。他说：各级指挥官对战争前途忧心忡忡，直接影响所属部队“官兵在心理上受到刺激与侮辱，以致精神上转为沉闷、消极、无法振作起来。”
为解决军队中特别是军官们的信念、信心等问题，老蒋曾多次举办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轮训团以上军官，不断训示各级官长要“效法先烈，前仆后继”,“忠勇牺牲”，还下令在军队中实施“连坐法”，严厉执行战场纪律等措施（《蒋总统集》第2册，第 1607页）。然而，国军官兵士气衰落的状态不但没解决，反而日趋严重。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称:
“国民党指挥长官都是避而不战，在战斗胁迫时放弃阵地。南京的中国最高司令部承认开封已为共产党所得，守军未作抵抗，而且进攻的军队中甚至还有若干国民党部队参加。在最近山东南部的军事活动中也呈现相似的情况，我们不得不作结论，以为除了个别的例子外，政府军队是不可再倚赖它来作战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885页）
(二)解放军力量发展壮大
解放战争头2年，人民解放军奋勇作战节节胜利。在第1年中，坚定执行军委、教员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依托解放区，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大量歼灭国军有生力量。在第2年中，遵照军委、教员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方针和教员的“十大军事原则”，在外线大量地歼灭国军，自身的力量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总兵力上升，武器装备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战术，特别是攻坚作战的能力大大提高。
两年战争中，解放军虽然损失了80万人，但由于动员了110万解放区农民参军，约45万伤愈官兵归队，以及教育融化 80万俘虏兵补入部队，连固战场上国军起义部队在内，使得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0余万人，发展到近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占总兵力的53.2%，比战争初期净增90.82万人；地方军 125万人；南方各省游击队4.1万余人。与国军同期兵力对比为1:1.3，正规军对比为1:1.32。
1948年6月解放军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实力统计如下表（军委一局:《“七大”以来各个时期全军兵力统计》，1949年7月20日）: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解放军的作战规模越打越大。为便于大兵团正规战的组织指挥，野战军先后编组了临时的或固定的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如，中原野战军的陈谢兵团、陈锡联兵团，华东野战军的陈唐兵团、许谭兵团、韦吉兵团，东北野战军的第1、第2前方指挥部，华北军区的徐向前第1兵团、杨罗耿第2兵团。
由于战争中解放军从国军手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加上后方兵工生产的供给，部队的武器和装备大为改善。尤其是自动武器、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机车等重型武器和现代运输装备的不断增加，使得野战军的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工兵等兵种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运输机动能力和野战、攻坚火力大大提高，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解放军1948年6月的武器装备统计如下表（军委一局:《“七大”以来各个时期全军兵力统计》，1949年7月20日）:
解放军经过1948年夏、秋两季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整党整军，反复深入的形势任务教育，不仅使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进一步认清了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而且明确了本战区本部队作战任务和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各种有利条件及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极大地激发了求战热情和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同时，坚定了团结战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打大仗，打恶仗，打胜仗的决心和信心；较好地克服了部队中一度产生的怕苦、怕累、厌倦战争的情绪和享受思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成为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和最终奋斗目标。
部队团以上党委在整风中，认真贯彻了中央、教员关于加强纪律性，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一系列指示和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领导干部和部队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经验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不团结等一切不良现象，进行了严肃深入的查整。经过查整使各级干部，特别是纵队以上高级干部深刻地懂得自觉贯彻执行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和各项政策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反对和克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对保证全军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统一了对战争第3年作战任务方针的思想认识，树立了敢于夺取国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认真地研究了加强党委领导、部队作战与建设、执行政策和内外团结等一系列的计划和措施，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和制定相关的制度。
部队基层党支部经过思想、作风、组织整顿，许多优秀党员和干部受到了表扬与鼓励，一些有缺点的党员和干部受到群众的严肃批评与帮助，一批经过战斗考验的骨干被吸收入党。从而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解放军经过战争的实际锻炼，军事技能和战略战术水平不断提高。各级司、政、后机关组织和保障部队作战、训练、战场勤务、物资供应的能力大大增强，各野战军部队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歼击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尤其是城市攻坚作战的战法和经验。如，
东北野战军在攻城打援中，总结的“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和“一点两面”、“四组一队”、“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 华东野战军依据“我不真攻城，敌即不援，我真攻城，敌即组织多路同时增援，迫我决战”的情况，总结的“攻敌必救，吸敌增援”，“钓大鱼”，抓住战机，猛列突击，力争速决，并用强大的甚至超过主攻方面兵力于阻援方面的战役法。 中原野战军在兵力兵器不占优势情况下，采取的分遣与集结、合围与割裂、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钳形攻击和“猛虎掏心”等战法，以及发明和推广的“飞雷”(即炸药抛掷筒和迫击炮抛送炸药包的方法)等。 华北军区部队对设防坚固但又孤立无援的城镇据点，采取的坑道爆破，火力急袭和兵力突击相结合的战法。 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也创造了攻占平原村落据点的新战法。
四平、石家庄、临汾、洛阳、宝鸡、开封、兖州、襄樊等国军中等守备城市的攻克，即充分显示出解放军战役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城市攻坚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1948年秋季攻势前的群众性大练兵，又使解放军的军事素质在过去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为夺取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贰｜ 国统区与解放区的经济形势
(一)国统区经济政治危机加剧
国统区的经济、政治形势是与它的军事形势分不开的。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更加速了经济危机和统治集团内矛盾的发展，军费逐年激增，财政赤字膨胀。1946 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约为6万亿元，1947年和1948年上半年都占原定预算支出总额的80%以上（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第 386页），1948年下半年为469.86.万亿元（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三十七年(1948)下半年度计划纲要》）。军费逐年激增，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一年大于一年。1947年岁入12万亿元，岁出40.91万亿元，财政赤字为28.9万亿元；1948年上半年收入80万亿元，支出340万亿元，半年财政赤字即达260万亿元（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为了弥补财政上的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加重田赋、税收和大举外债、内债等措施。但无论是田赋的征实、征借和征购，还是货物税、关税、盐税、直接税收，都是每况愈下，对于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尤如杯水车薪。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增加发行货币。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6月，增发货币137万亿元；到8月19日增为604.5万亿元，8个月内膨胀了18倍多（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第427页）。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引发了物价暴涨。如上海经过1947年的5次大涨风以后，到1948年8月，物价上涨了56倍（《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7册，第4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6页）。这时的100元法币，只能买大米 0.002461 两(按旧制每斤16两算)（ 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第 417页）。
在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国统区大批民族、民用工商业停业或倒闭。据天津的不完全统计，1948年春，全市原有大小工厂5000余家，已倒闭的占70~80%；全市机电修配行业拥有机床 2000多台，上半年只能开动1/4；63家橡胶业中，上半年能维持生产的只有 20~40%，进入下半年绝大部分厂家停产。同一时期内，青岛1400余家工厂，3/4已经停工关闭，有1/4 处在半开工状态。沈阳原有3000多家商号，停业或破产的 2000家。大批工商业停业倒闭，城市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各地请求救济的呈文、电报如同雪片一样飞向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 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第 392页）。
当时有关长沙、衡阳失业工人惨状的报告称:“至今工人之食宿尚成问题,居则倚危墙而搭棚，三五共处。食则采野蔬以充膳，仅堪疗饥。除此炎暑将盛而狭屋丛据，饮食不调，实为致病之由”;“饥馑先臻，接之疾疫，大兴死亡，相继就诊，无医药之资，营葬借席藁为棺”（ 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第 394、第395页）。城市工人在贫苦线下挣扎。
在国统区农村，由于兵役差役和田赋不断加重，加上天灾，农村劳力和生产资料受到严重的破坏。1946年，国民党政府的征兵总额定为50万人，1947年为150万人，1948年先定为100万人（《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 192页），8 月召开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又提高到 150 万人。强征壮丁、民夫和车马，使农村青壮年劳力和牲畜锐减。1948年，全国又大面积发生水灾，豫、鄂、湘、赣、皖、苏、闽、粤、桂、滇等省灾情严重。其中湖南遍及全省，洞庭湖周围11县，280万亩田地被淹，减少稻谷1500万石；湖北省30余县受灾，830万亩土地被淹，灾民 370万；福建省早稻减产5成以上。据当年8月报载，河南省耕地荒废 30%，湖南省耕地荒废40%，广东省耕地荒废40%，仅三省即抛荒耕地6900万亩（ 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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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劳力和牲畜大减。土地大片抛荒，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田赋税收却有增无减。1947年至1948年度,国民党政府田赋征谷麦600 万石，又征购谷物 1430 万石（ 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第 388页）。
除田赋的征实、征购、征借外，农民每年还得担负 100 多种摊派，还不包括国军过境时就地强征硬派和乡甲长的敲诈勒索。农民种粮吃不到粮食，反以野菜、树叶、观音土等充饥。国民党政府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吴景超报告说：南方农民当饭吃的野菜种类繁多,“我们所收集的样品不下二三十种”;“广东老百姓，吃竹米以后全身肿胀”;“湘人饿死三百二十余万”（吴景超《广西灾情视察报告》、善后救灾总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广大农民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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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加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激起了国统区城乡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和斗争。在许多城市，到处发生砸粮行抢米风潮，1947 年抢米风潮席卷国统区的40多个城市，直接参加的群众达 100 万人。1948年这种“向蒋介石要饭吃”的群众斗争，已经扩展到上海、南京、重庆等大城市。仅6月16日，重庆被抢的米店就达 70 余家，失米 7000余石。1948年4月，沪宁铁路工人举行“卧轨罢工”，抗议当局取消铁路工人30%的生活补助费及一切补贴，使沪宁交通动脉一度陷入停顿。
7月，南昌市18家报社工人要求补发工资未遂，举行罢工。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南昌、宁波、武昌9个大城市的失业、半失业工人，先后开展反饥饿的斗争。仅上海一地罢工工人即达 10 万人以上（ 贾秀岩、陆满平著:《民国价格史》，第 397页）。参加斗争的行业、部门包括水电、邮政、海关、交通、铁路、机器、纺织、化学、丝织、卷烟等 50多个行业（朱学范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工运动》，1948年8月10日、11日）。
在农村，广大农民为生存而奋起“抗粮、抗租、抗捐、抗税”。在中共的领导下，皖、浙、赣、闽、粤、湘、桂、滇、黔等省农民的“四抗”斗争，发展成为游击战争。到1948年秋，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武装发展到近5万人。
老蒋为了坚持其反革命战争，不惜继续出卖中国主权换取更多的美元。允许美国“共同开发”台湾、海南岛、整个广东以至整个华南，并取得长江航行权；接受中美双边协定，使美国进一步地控制了中国经济。这种“以主权换美元”的卖国行径，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48年上半年，国统区以学生为先导、有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又掀起新高潮。
这场斗争，由上海学生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行业的广大群众于5月4日首先发起，继而扩展到南京、北平、天津、唐山、福州、广州、厦门、昆明等地。广大学生和各阶层群众纷纷上街集会，游行示威，揭露和控诉老蒋继续出卖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愤怒声讨美国继续对中国主权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各地有许多文化、教育、实业、金融界的要人和社会名流，也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场斗争，席卷全国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
连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刊物上海《视察》杂志，都作了如下评述：学生已经成为了人民利益的发言人，他们所争取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他们自身的权利，他们的呼喊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成为一种推动时代的巨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 43~第 44 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学生示威游行主要是由于不能使人满意的生活状况和日益加深的失望情绪……粮食暴动和工人罢工则可能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无论怎样，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危难和政治抱怨的象征。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政府的”;“悲剧在于蒋委员长及其周围负责人不懂这一点，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情报机构，而听不到自发的大众呼声。他们因而只依赖武力镇压，干正有利于共产党的事。这种做法主要来源于恐惧，几乎是出于绝望的心理。”（《司徒雷登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8册，第83辑，第 42、第43页）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和“行宪组阁”，国民党与民社党、青民党之间，蒋系、桂系以及黄埔系、三青团、政学系与 CC系之间，“又展开了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 869 页）。老蒋当上“总统”，却对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耿耿于怀。为防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合谋，形成威胁，迅速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任其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稍后又将华中地区分设“华中”、“徐州”两个“剿匪”总司令部，由白崇禧、刘峙分别执掌。蒋、桂矛盾继续发展，裂痕越撕越深。同时，蒋介石还面临“地方军事和行政领袖”的“反叛”。
5月22日，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几乎一年来，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曾直接或间接地与许多美国人讨论在山东建立一个自治政权的问题。“最近数月，他曾试探过美国官员，如果南京形势的发展需要他如此行动时，他取得美国财政及军事支持之可能性如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 800页）
7月6日，司徒雷登又向美国政府报告:
“因为蒋委员长想用他的权力来改善现有局势的失败，致迫使地方军事和行政领袖，考虑实行区域谅解或组织区域政治结合”。李宗仁将军决心与蒋介石决裂后，飞抵华北，“目的是与傅作义、卫立煌、王耀武和若干其他北方领袖共同商议，组织一能控制华北的第三政府。据称此政府是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控制之外”。报告分析说：这是“由于现政府威信和权力不可避免地降落，地域主义和特殊主义是那些要为自己谋生存或另谋出路的人们的自然的反应”。（《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 886页） “目前的斗争似乎已超过对个人阶段而达于国民党的内部对蒋委员长领导的大举反叛境地。……这个国民党内的反叛毫无疑问地较在选举李宗仁时蒋委员长所遭遇的困难更为严重，因为这是蒋委员长历年来为其势力的根据地的内部集团的反叛。如果他在此时机失败了，要恢复他的控制就困难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78页）
老蒋悲愤地说:
“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 “不少党员干部，他们以自私心为出发点，意志不固，信心不坚，以为国民党就要归于淘汰，他们个人只好自谋出路，自想办法”。（ 蒋介石《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意义和任务》，1948年1月4日）
(二)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城乡经济和军工生产迅速发展
在战争第2年中，
解放军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协同作战，在外线大量地歼灭国军，建立了北起陇海路、南抵长江、东抵大别山以东巢湖至徐州之线、西抵汉水以西沙市至安康之线的中原解放区，使中原这块国军的战略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绝大部分，解放了黄龙山区，与黄河东岸的解放区完全衔接，并一度解放了麟游山区。 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收复并扩大了山东解放区，完全孤立济南，使山东解放区与运河以西的冀鲁豫解放区衔接，并重开了陇海路以南的苏北战局，建立了江淮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打通了联系。 东北野战军解放了东北9省及热河 97%的土地。 华北军区部队除正在围攻太原孤城外，已经全部肃清了国民党军留在华北解放区中心的据点，打通了晋察真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使华北解放区与山东和晋绥解放区完全衔接。
到1948年6月，全国解放区面积已有235.5万平方公里，人口 1.68 亿，城市 586 座。其中，
东北解放区(包括冀察热辽区)面积 148.95 万平方公里，人口 4275万，城市186 座； 华北解放区面积 23 万平方公里，人口 4400万，城市 176 座； 西北解放区面积 22.67 万平方公里，人口 692 万，城市 77 座； 中原解放区面积 23.74万平方公里，人口 3000万，城市 72 座； 华东解放区面积 17.14 万平方公里，人口 443 万，城市 75 座。
主席和边区老人
解放区现有面积与解放军所活动的 22个省(即东北9省，热、察、绥、冀、晋、陕、甘、宁、豫、鄂、皖、苏、鲁等省，长江以南游击区未计人)的总面积 375.9万平方公里相较，解放区占 62.6%；与全国面积 960万平方公里相较，解放区占 24.5%。解放区现有人口与全国人口4.5亿相较，解放区人口占 37%，解放区 586 座城市中县城以上城市 579 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2009座)的28.8%。解放区拥有铁路1.2847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度的47.7%，其中已通车 8132 公里。同时已拥有安东、营口、威海卫3个重要港口。
解放区大约1亿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又通过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形式，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央为进一步调动解放区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支援前线的革命热情，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方针、政策。例如，纠正一些地区土改中“左”的错误做法，解决土地改革遗留问题;“明令允许雇用劳动(包括长工、短工等)的存在”,“允许特定条件下的租佃关系”，“保护在废除高利贷以后的私人自由借贷”;“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切实改进战勤制度”等。（1948年7月25日新华社社论《把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提高一步》）
参加土改的群众
各级民主政府大力采取生产救灾、兴修水利、改善农具、指导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发放农贷等措施，使解放区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努力发展生产。1948年各解放区的农业收成一般都好于上年：华北解放区秋收达七成；晋绥、陕甘宁解放区秋收达八成；山东解放区除部分灾区外，一般地区秋收都在七至八成，个别地区达到九成；东北解放区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586万吨达到了 1186万吨。其他农村经济作物如棉花、麻、柞蚕和烟草等都有很大的发展。
执行政策的我军战士
在解放区城市中，中共坚决依靠工人阶级，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公营经济，实行生产与节约并重，自力更生加快发展，加强公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注重保护和利用民族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积极作用，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使得解放区城市的民族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快步发展起来。
例如，石家庄解放时，全市仅有民营工业和手工业700多家，私营商业1500多家，一年后，前者发展到1700多家，后者发展到2100多家。洛阳解放后不到2个月，全市有 60%以上的民营商号复业，比解放前增加了 400 多家，仅北大街 300 多商户中，开业的就达 239 家。齐齐哈尔市解放后出现了私商纷纷开业，增加资金，扩大经营，刷新门面的繁荣景象，新增商号477户，增加资金3亿多元。1948年2月，在哈尔滨市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1.2万余家工商业中，一年中获得盈利的占62%，收支相等的占 30%，亏空的只占 7.5%。其中，铁、皮革、印刷、纺织、电机、制粉、磨粉、制酱等行业获利最大。
解放区城市的增加和城乡经济的发展，给解放军军工生产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物质基础。1947年底，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兵工会议，刘少奇、朱德作了重要指示。会议提出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制造数量多、质量好、成本低的武器弹药；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照顾目前需要，又要作长期打算的兵工建设方针。会后，各解放区调整和加强了军工队伍建设，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
东北军区军工部所属兵工厂，1948年共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弹 58万余发，六○迫击炮弹近7万发，掷弹筒弹 22万余发，手榴弹 157 万枚，子弹 65.7 万发；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52 门，六○炮2764门；修理重机枪 454挺，轻机枪 1143挺，步马枪 2.35万余枝；改造高射炮119 门。
1948年5月前，晋冀鲁豫军区的军工处月生产各种炮弹8.9万发，六○炮弹2万发，枪弹12 万发，复装枪弹 1.4万发，手榴弹28万枚，雷管11万个，各种弹药10万斤。
1948年华北兵工生产的弹药，除自给外,还每月调拨其他军区，如拨给西北野战军山炮弹近2000发，一二○迫击炮弹1000发，八二迫击炮弹1万发,六〇迫击炮弹1.2万发，掷弹筒弹 500发，手榴弹3万枚，炸药1.5万斤。
华东解放区军工生产也大发展，弹药由过去缴获为主过渡到自己生产和缴获相结合。如迫击炮弹自己生产占 83.2%，炸弹、地雷、手榴弹等自己生产占47.8%，炸药自己生产占 69.1%。大连新建工业公司自力更生自制设备，试制成功了75毫米山炮弹，淮海战役时就提供了各种炮弹 20万发。
到战略决战之前，解放军自产各种迫击炮弹 426 万多发，手榴弹 900 万枚。
我军在晋察冀的兵工厂
叁｜ 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中央档案馆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1948-1949)，第59 页）
毛周朱“三巨头”
正是基于这个统一战线政策，中央以极大的努力对活动在国统区和香港等地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长期的争取和团结工作。在支持和帮助他们开展反帝爱国、要求民主斗争的同时，对于他们言论行动中的动摇性及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帮助和推动他们最终丢掉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转变到人民方面，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解放军战略进攻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各民主党派依据自身的经验教训，经过中共深入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认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日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到人民革命的阵营。
1948年4月30日，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在解放区迅速召开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施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央的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5月5日后，民革、民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申，热列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还联名致电毛主席，赞同召开新政协。电文说：
8月1日，教员复电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对他们热烈赞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施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热情表示“极为钦佩”。还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的范围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征询他们的意见。复电指出:
其间，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就召开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在香港等地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向中共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前后，许多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采取多种斗争形式，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运用舆论工具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利用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策动其军政人员起义，收集军事情报，同中共地下组织相配合团结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城的斗争，在海外华侨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有些民主党派还组织反蒋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
1948年8月到1949年1月，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彭泽民、黄炎培、马寅初、沈雁冰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秘密地进入东北解放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种时局表明：在中国革命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人士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内的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实盘配资网站，都已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而且在政治上彻底孤立。中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条件已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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