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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传辉
1949年1月10日，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役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历时65个日夜的激战之中，我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韬于碾庄圩战场上英勇牺牲；李延年、刘汝明、孙元良率部残部向南溃逃；杜聿明、黄维被生擒；邱清泉则在陈官庄战场上壮烈捐躯。然而，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在战后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尽管经过多次搜寻，仍未有任何发现，这一谜团成为了战后的一大悬案。
蒋介石再次委派李弥担任第十三编练处司令职务后，外界才确认李弥已在淮海战役中擅自撤退。李弥究竟如何逃离战场，以及他潜藏何方，这些疑问长久以来鲜有公开的答案。尽管史料中对此记载甚少，本文将揭开这些尘封数十年的谜团，供读者一探究竟。
一
在淮海战役的首个阶段，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初战的挫折。华东野战军，在得到中原野战军的协同作战支持下，于徐州东部的新安镇（今新沂市）及碾庄一带，成功围剿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共计十万余人，并击毙了该兵团司令黄百韬。此外，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三个半师，约两万三千人，在副司令张克侠和何基丰的带领下，于台儿庄、枣庄地区举起了起义的旗帜。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攻克了宿县，成功截断了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的北援路线，并封锁了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南逃的道路。此外，还阻止了从河南确山方向来援的敌第十二兵团于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素有徐州西大门之称的砀山县城，也在1948年11月8日被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解放。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由此陷入了完全孤立无援的困境。在此期间，李弥感受到了不祥的预兆，整日焦虑不安，奔波于各个防空洞之间，思想上已做好了潜逃的准备。
1月7日，我军华野主力成功攻克了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敌军主力遭受重创。入夜，李弥率领残余部队匆忙撤退，逃入邱清泉兵团所辖的永城县陈官庄地区。至1月9日夜晚，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三人分道扬镳，各自寻求生路，企图突围逃生。
一，投降后须确保我方官兵安全，不得杀害；二，投降后，所有人员，无论军职高低，不愿继续服役者应予以释放回家；三，投降后，所有伤员必须得到妥善治疗，重伤者应立即送往后方医院治疗。若能接受这三项条件，我们便投降。若不行，我们等到夜幕降临，视线模糊时再行动。”
李弥（左一）
投降信已送达，预计中午时间，我军九纵第二十七师政治部派员送来一封敦促投降的信件，内容主要表示：要求立即投降，首脑人物需出面汇报，部队需放下武器集中接受点收，否则即刻发起攻击，不得再拖延。李弥感慨道：“他们要求首脑人物出去，不知谁愿意前往？”接着悲痛地哭喊：“我绝不能死！我不能死！若我能够脱身，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家人，你们尽管放心。”周藩理解李弥的心意，答应自己愿意前往。李弥闻言安心，告知周藩先应允投降，拖延时间再行动。同时，他指示亲信寻找士兵的制服，自己更换服装，伪装成伤员，打算在天黑后趁机混出。
夜幕降临，周藩一行人尚未归来，李弥按捺不住焦急之情，遂与一名随从护卫一同，利用阴沉的夜色掩护，急匆匆地离开了周楼，朝着陇海铁路的方向迅速北行。
二
1月11日的清晨，淮北平原在战争的摧残下，遍地断壁残垣，荒凉冷落。李弥与他的随从如同惊恐的飞鸟，小心翼翼地抵达萧县高庄村的南端，只见路边有一位身着国民党士兵军服的青年，面色苍白，步履维艰。李弥故意上前与之攀谈，这才得知这位青年士兵名叫汪新安，他来自安徽砀山县李庄车站东北十八里的汪阚庄村，刚刚被解放军俘虏后获释。李弥见状，便谎称自己名叫刘明顺，家在上海，也是刚刚获释，正准备前往李庄车站乘坐火车，于是邀请汪新安一同上路。在旅途中，李弥对汪新安关怀备至，将自己身上的饼干和牛肉干分给汪新安食用，汪新安对此感激不已。在交谈中，李弥得知汪新安的堂兄汪涛曾担任国民党营职军官，经过一番暗自思量后，他提出了到汪家休息一日的请求。汪新安欣然同意，而李弥的随从则独自前往李庄车站。直到12日深夜，李弥和汪新安才摸索着抵达汪阚庄。李弥通过观察和多方打探，认定汪新安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于是向汪新安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汪新安得知这位领到家的人竟是声名显赫的国民党司令官李弥时，他既紧张又害怕，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翌日下午，汪新安的堂兄汪涛至汪新安宅邸拜访李弥，细细端详了李弥一番后说道：“你身着的棉袍外搭，内衬黄驼绒线衣，既不保暖，又显得格格不入，实在太过显眼。不如咱们交换一下衣物吧！”言罢，汪涛便将自家的棉袄递给了李弥，而李弥亦将黄驼绒线衣转赠给了汪涛。李弥心中急切，渴望了解汪涛将如何助他安全离去。汪涛随即向李弥介绍了他的表兄高大荣。这位高大荣毕业于中央军校，现供职于县政府。得知李弥的困境后，他视此为邀功请赏的绝佳机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经过周密安排，在十五日这一天，汪涛成功筹措了一笔资金，随后他前往驻扎在本村的解放军连部，精心填写了一张前往徐州运送面粉的路条，并将这笔钱和路条一同交给了高大荣手中。
在16日的下午四点钟左右，汪新安的叔父汪学仁等几位人士，引领着一辆装满物品的车辆走在前列，高大荣以及脸上抹有锅灰的李弥紧随其后，一同抵达了李庄车站。随后，李弥与高大荣乘坐火车向东行进，并在当日夜间抵达了徐州。
翌日破晓，高大荣踏至户部山东巷38号，寻访了曾于砀山军事科共事的同仁翟景尧。他毫无保留地将护送李弥至徐州一事，包括缺乏路证及经费不足的困境，向翟景尧娓娓道来。翟景尧听后立即回应：“路费方面，我自会负责。目前南下的旅客络绎不绝，大多先乘坐胶轮马车抵达五河、淮阴或扬州等地，继而转乘水路横渡长江。一般而言，每人所需路费约为10块大洋。而此刻南下的众人皆无路证，解放军亦不甚过问，届时我们只需灵活应对即可。”
夜幕降临，高大荣与李弥一行人踏入马车行，购得两张前往五河的车票。随后，他们在一位同路旅客处意外发现了一张过期的山东至南京的路证，这份意外的发现令他们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十八日黄昏时分，高、李等一行人乘坐的马车抵达双沟镇，方才得知进驻五河的解放军已发布禁令，严禁向南行驶。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掉头折返。
夜幕低垂，马车缓缓驶至一条乡村小道的路边，择一简易客栈稍作休憩。李弥向高大荣提议，不如咱们继续北上，前往青岛，那里尚有他麾下的一支部队驻守。
十九日的上午，高与李乘坐的马车踏上返回徐州的路途。尽管他们想方设法，但在徐州依旧未能如愿以偿，获取到必需的路证。
无奈，高大荣只得返回砀山，找到了妻侄宋开元，将事情的原委详细告知。他接着说道：“李弥曾向我许诺，若能帮他设法获得一张路证将他送离此地，他承诺一旦他返回，便让我担任团长的职务；若我选择从商，他将赠送我一艘轮船作为创业的资本。若我成为团长，便有你的副官之位；若我投身商海，你将担任经理一职，咱们父子俩便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宋开元心生一计。他编造了一个谎言，谎称自己在华山县的旧友能够出具一张名为“刘湘年”的路条，借此前往潍县。
历经波折，李弥及其同伴于28日清晨顺利抵达潍县火车站，他们急切地赶往好友李惠芝的住所。李惠芝在潍县颇具盛名，担任着“福聚祥”的掌门人。
“今日本家从山西迎来了贵客，他是你表妹公爹派遣来青岛迎接你表妹的。鉴于当前火车无法通行，且他对此地的路途不熟悉，你需要亲自将他护送到青岛，务必确保一路安全。”由于路证的限制，只能让李弥先行，因此高大荣无法与李弥同行。在离别之际，李弥对高大荣深情感激：“此恩深似海，铭记于心。若南京之行能侥幸幸免，他日定当相报。”
三
29日，即农历正月初一的清晨，天刚蒙蒙亮，王桂合便急匆匆地带着李弥离开了潍县县城，乘坐着一辆小推车。直到次日傍晚，他们才抵达了高密县王桂合的家中。稍作休息后，王桂合便找到了担任乡长的表兄王克秋。他信口编造了一个故事，声称：“我有一个一同唱戏的朋友，他和我一同前往青岛，途中不幸受伤，无法继续前行。麻烦你帮忙雇两辆小车，并开具一张路条，好将我们护送到青岛。到达目的地后，他会支付5个小元宝作为报酬，你可以分得一份。”王克秋一听这丰厚的报酬，虽察觉其中有诈，但贪念蒙蔽了双眼，他未进一步核实来人身份，也未向上级汇报，竟轻信了王桂合的谎言。
31日，农历正月初三的夜晚，一辆装有胶轮的小车驶停在王克秋府前。李弥神色自若地坐在小车右侧，而王桂合则位于左侧，车夫推着车子缓缓起步，尾随其后的一辆伴车亦跟随而行，沿着东北方向的公路缓缓前行。一路上，李弥佯装病态，一切行程均由王桂合指引。次日，他们顺利地渡过沽河，踏入国民党统治的地界，经过中华埠抵达棘洪滩。此地乃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所设的外围据点。李弥及其同伴四人遭遇岗哨的拦截与盘问，李弥下车除帽，阐明了自己的身份。士兵们听闻李弥驾临，欣喜若狂，连忙恭谨地将李弥引领至据点的碉堡中，拜见长官。不到半小时，棘洪滩碉堡走出了一队人马，他们前呼后拥地护送一位军官来到岗哨门前，告知王桂合等三人：“你们所送之人，正是淮海战区兵团司令官李弥将军，请随我们一同前往。”三人彼此交换眼色，难以置信眼前的事实，只能推着空车，紧随其后。不久，一辆卡车将他们连同小车一同载往青岛市江苏路一号下榻。
为表对王桂合等三位人士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李弥赠予王桂合四枚元宝。另外两人亦各得一枚元宝以示酬谢。经历二十余日的颠沛流离，李弥终于成功潜逃。随后，他迅速抵达武汉，不久后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中央委以第十三编练处司令的重任。
述及高大荣在潍县逗留数日后，鉴于一时之间难以前往青岛，遂与李惠芝等友人道别，踏上了返回砀山的旅程。
1949年清明节过后，高大荣与汪涛密谋，私自雕刻了“砀山县人民政府”的印章，伪造了前往青岛经商的凭证，怀揣着升官发财的幻想，前往青岛投靠李弥。然而，当他们抵达潍县李惠芝处时，方得知李弥已赴福建长汀，就任国民党军第十三编练处司令一职。尽管如此，高大荣等三人并未放弃，他们告别李惠芝，继续东行。直至抵达青岛附近的红岩崖，却被国民党驻军拦下，并以枪声示警。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沿着原路返回砀山。
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李弥被放走的案件被揭露。李惠芝因此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
1952年，高大荣受到人民政府的判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汪涛与汪新安则因畏罪而潜逃。到了1970年4月，“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汪涛被当局逮捕并归案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最终因恐惧罪责而自杀。至于汪新安，他在1957年被判定为坏分子，接受了劳动改造。1970年8月，人民政府对其判处管制三年。然而，到了1982年5月，砀山县人民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并宣布其无罪。当年那些参与放跑李弥的公职人员也各自受到了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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