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个傍晚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延安的一场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说着闽南话的年轻人，因为一句话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个人叫陈伯达，数学考零分却被破格录取，放弃少校军衔追求革命理想，最后成为毛泽东身边工作31年的秘书。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001
说起陈伯达这个人，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在那个年代，他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1904年10月，陈伯达出生在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家里祖上也阔过，他曾祖父高中进士，在刑部云南司当主事，还跟林则徐、魏源这些大人物是朋友。祖父也考中了举人，可惜时运不济，没能做官，最后在文峰书院当了院长。
到了他父亲陈其潜这一辈，家道开始走下坡路。父亲虽然努力学习，却连举人都没考上，只能在书院教书糊口。
8岁那年，父亲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去世了。
这对陈伯达打击特别大，一家人只能投靠姑妈生活。从小寄人篱下的日子，让这孩子性格变得孤僻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往。但他有个本事，就是国文特别好。
陈伯达受启蒙的时间比一般孩子早。
大哥开始读书时，他就跟着父亲练习认字了。私塾三年的功底，再加上父亲的教导，让他在国文方面远超同龄人。
可问题来了，因为私塾不教数学，这门课成了他的死穴。
15岁小学毕业那年，陈伯达想考师范。家里经济拮据，只能报考免费的师范类院校。他先考泉州师范，数学太差直接落榜。
几天后，又传来厦门招考的消息。陈伯达选择了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这次他还是因为数学不行进了候补名单，而且排在最后一名。
母亲和姑妈一再劝说，他才硬着头皮去参加补考。
这次考试，陈伯达的数学卷子交上去，居然得了零分。交卷时他连看老师一眼都不敢，茫然地一个人走出了考场。
按理说这辈子跟集美师范没戏了。
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校长在看到陈伯达的作文之后，被这篇文章深深打动。
他对招生老师说，一个15岁的孩子能把文章写成这样，将来肯定有前途，集美绝对不能把这种人才拒之门外。
就这样，在校长的特批下，陈伯达幸运地步入了集美师范的大门。
002
在集美师范的日子里，陈伯达还是老样子，偏科严重得离谱。国文、历史、经学样样精通，数学、物理、体育一塌糊涂。
但他特别勤奋，图书馆里经常能看到他读书的身影。国文老师还会专门找他谈话，亲自指导他写作，鼓励他改变那种孤癖的性格。
两年半之后，17岁的陈伯达从集美师范毕业了。毕业后他没留在当地，而是回惠安老家当了一学期小学教员。
但陈伯达可不甘心待在小地方，很快就辞职跑到了厦门。
在厦门，他同时在三四所小学兼课赚钱。教的课程不仅有他擅长的国文、英文，甚至还有美术和他最不擅长的数学。
这时的兼课主要就是为了养家糊口。
18岁那年，陈伯达写了处女作《兵？匪？》，发表在1922年出版的《学生》杂志上。从那时起，当作家成了他的人生理想。
没课的时候，陈伯达常回母校借阅大量的文学著作和各种报刊杂志。他会仔细分析、比较时下文章的写法。
那一两年时间里，他几乎读尽了母校图书馆的所有文学图书。对于一些自以为有用的句子和段落，他就通通背下来。
在图书馆里，陈伯达读到了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他对这本诗集尤其喜欢，读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他鼓起勇气给31岁的郭沫若写了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两人成了笔友，这对一个18岁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鼓励。
1923年，陈伯达与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厦门通俗教育半月刊》。第二年，他经《厦声报》编辑张觉觉推荐，成了该报驻上海记者。
20岁那年，陈伯达拿到记者这个职位时可谓踌躇满志。
听起来挺风光，实际上处处碰壁。一口闽南话在上海根本没法交流，跟人简单对话都困难，更别提采访了。
再加上他从小就性格内向不合群，做记者实在吃力。
他自己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一天到晚像个哑巴，甚至不曾说过一句话。
我像那每次打了败仗的久经战阵的兵士，遍身负着伤痕，倒卧在暮色苍凉的野草里，望着西天的残阳在苟延残喘。
这段文字优美得像诗，却也把他的寂寞和孤冷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他没放弃，一边做记者一边到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上海大学汇集了瞿秋白、邓中夏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理论。不过当时他对这些还懵懵懂懂，1925年从上海回厦门后，经朋友黄振家介绍，反而加入了国民党。
他在那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确信现在的中国，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道救急良符，足以成为我们这些努力国民革命者的共同目标。
003
1926年，陈伯达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他本想回福建老家一趟，却没有路费。
这时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各地急需人才。
中山大学国民党组织就把陈伯达派到了潮汕地区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
张贞和陈伯达是老乡。在相处过程中，张贞发现陈伯达的文笔极好，于是让他当了自己的秘书，负责起草各种文书。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当年冬天，张贞率领独立团攻克福州后，部队得到扩充，由团变成了师。
陈伯达也因此升级为师长秘书。何应钦在福州创办军事干部学校，张贞推荐陈伯达兼任该校政治教官，军衔为少校。这年陈伯达才23岁，前途一片光明。
但陈伯达心里清楚，这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当作家，在政治上又倾向革命。
半年多的从军经历，让他看透了国民党官场上的钩心斗角，对这支队伍非常失望。加上他跟军校负责人产生了点矛盾，这就更坚定了他离开的信念。
张贞特别器重文采斐然的陈伯达，一再挽留都没用。看到陈伯达去意坚决，张贞只好同意，还许诺以后有事尽管来找他。
这不是客套话，后来张贞确实多次帮过陈伯达，还因此受到国民党高层的处分。
离开部队后，陈伯达应朋友陈少薇之邀到了《福建评论》杂志社，协助编辑撰稿。从少校秘书到杂志社编辑，这落差够大的。但这个选择让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邀请陈伯达进《福建评论》的陈少薇，不仅是个编辑，还是名中共党员。在和陈伯达接触过程中，陈少薇发现他不仅文笔好，而且思想进步，就开始向他灌输共产主义思想。
恰在这时，中央特派员王荷波来福建工作。陈少薇把陈伯达介绍给了王荷波。听说陈伯达担任过师长秘书之后，王荷波就任命他担任工人纠察队顾问。
因为有过从军经历，担任纠察队顾问的陈伯达俨然像个军队指挥官，相当活跃。再加上他此前当过师长秘书，在福州已经小有名气，所以一举一动都受到各界关注。
1927年3月下旬，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何应钦给张贞发来密电，要就地处决赤色分子陈伯达。
陈伯达的性命捏在了张贞手中，真可谓危在旦夕。
但关键时候，张贞的表现令人钦佩。他不仅没有处决陈伯达，反而通知了陈伯达，还给了他200大洋，派心腹军官林学渊护送他离开。
有了林学渊的护送，陈伯达虽然几次遇险，但都成功逃脱。最后来到厦门，躲在厦门大学里。但追捕的人随即跟来，厦门也不安全了。
陈伯达被迫登船北上，辗转抵达上海。
此时上海的情况很是严重。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纷纷倒在屠刀之下。
就在这血雨腥风之际，陈伯达初到上海就面临了考验。
但此时的陈伯达对革命道路的选择已经非常明确了。在先期到达上海的张觉觉、陈少薇介绍下，他于1927年4月下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他后来回忆说，我是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迫害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的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由于蒋介石头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很难在上海立足。继南昌起义后，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
为了能长期和国民党周旋，中共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年轻而又有才华的陈伯达，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1933年毕业前夕，组织上希望陈伯达能继续留在苏联，在共产国际某刊物担任编辑。但陈伯达不愿意，恰逢周恩来远赴苏联开会，陈伯达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的打算。最后经周恩来汇报后，陈伯达才踏上了回国的火车。
004
回到延安后，陈伯达辗转来到这个革命圣地。虽然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具有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但初到延安人生地不熟，并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才华。
当时正逢陕北公学刚刚创办，急需大量教员。因为陈伯达此前做过老师，再加上理论知识丰富，中组部便将他分配到陕北公学教书。
但陈伯达在教书过程中再次遇到了瓶颈。因为他总是说着一口闽南话，同学们很难听懂。上课时陈伯达鲜少说话，常常都是把重要的话写在黑板上，学生们才能明白他在讲什么。这种教学方式让他备受煎熬。
没过多久，马列学院正式成立。因为陈伯达在苏联时潜心研究过马列经典著作，很快马列学院的人就把他请来当教员。这次他算是找对了地方，成功遇到了伯乐。
1938年夏天，马列学院举办了孙中山思想讨论会。
毛主席与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应邀参加了。在讨论到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时，与会同志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有人认为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主席很有兴趣地听着大家的辩论。当轮到陈伯达发言时，他为了能让大家都尽可能听懂他说的话，刻意放慢语速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虽然这是闽南话，但因为语速够慢，毛泽东勉强能听懂。
听完后，毛主席觉得这个观点跟自己的想法很接近。他问身边负责马列学院的和培元，这位发言的人是谁。和培元回答说是陈伯达。
毛主席点点头，说等讨论会结束后，你带他来见我一下。
那天傍晚，在延安中宣部任科长的陈伯达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让他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
陈伯达很快就跑到食堂，到了才发现原来毛泽东今天是要宴请一位美国记者吃饭。
毛主席见到陈伯达来了，便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
这次请客很简单，只有毛主席、外国记者、陈伯达和一名翻译。因为翻译不参与实质性谈话，所以宴会上真正参与谈话的也就只有三个人。
吃饭时，毛主席礼貌地跟外国记者说了些客套话，并介绍了一下共产党的情况。
随后谈话的中心转移到了毛主席和陈伯达之间。
毛主席向陈伯达询问了一些北平文化界的情况，陈伯达一一作出了回答。
谈话中，毛主席了解到陈伯达居然曾在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这一话题立即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
毛主席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感兴趣，在有了共同话题后，两人越谈越投机，反倒把外国客人搁在了一边。
005
这次谈话成了陈伯达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也是他后来成为中共一支笔的契机。
与毛主席谈完话之后，陈伯达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
在毛主席的建议下，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了中国古代哲学讲座。
每一次讲座，毛泽东都会去听。看到毛泽东去听，很多中央领导人也跟着一起去。很快陈伯达在延安名声大噪了起来。
除了开讲座外，陈伯达还会与毛主席讨论理论问题，也会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探讨。这让陈伯达与毛主席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陈伯达被毛主席选中当秘书自然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1939年春天，兼任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找陈伯达谈话，告知他毛主席提出打算调他到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
陈伯达为此感到十分开心，直接同意了。
就这样，1939年春末，陈伯达成为了毛主席的秘书。
自这时起一直到1970年，历时31年的时间，陈伯达一直都跟随在毛主席的身边。陈伯达刚到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时，秘书长是李六如。
他分配给陈伯达的工作任务是处理军务电文，具体内容就是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汇报给毛泽东，然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草拟电文发给前线。
可陈伯达是个秀才，对打仗的事可谓一窍不通。而且他对军事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初到毛主席身边时还是有些不太适应。
毛主席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刚刚调来自己身边当秘书的陈伯达对军事不感兴趣。
他认为陈伯达的兴趣还停留在孔子、墨子这些老古董的身上，而这些和秘书的工作关联性本就不是很大。
于是毛主席决定不让陈伯达处理军务电文了，而是让他去搞一些资料工作。毛主席对陈伯达说，我建议你把研究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你应该做一些现实方面的研究。
为此毛主席还给了陈伯达四个题目，令他搜集资料。
这四个题目分别是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陈伯达做了大量的搜集工作，后来还被印成册子发行了。
正是毛主席对陈伯达的这次帮助，让陈伯达有了思想上的转变。
自1932年起，陈伯达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后，他也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要想成为毛主席身边一位称职的秘书，要成为中共理论家，仅仅研究古代哲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要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如果让陈伯达自己去研究这些问题，因为习惯、兴趣等原因，他可能压根不会关注中国现实问题。
即使关注了，其研究也很难做到深入、全面。
但毛主席给他定了题目，那么不管陈伯达是否有兴趣，他都会拿出很大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正是在毛主席的要求下才进行了这次资料搜集，令陈伯达对中国现状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也为他后来在党内崛起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对于这一点，陈伯达也有清醒的认识。
多年后他曾对身边人说，是毛主席帮助了我。
正是他的要求，才让我把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了现实生活。
一个数学考零分却被破格录取的学生，一个放弃国军少校军衔追求革命理想的年轻人，最后成为毛主席身边工作31年的秘书。
这背后既有他自己的才华和坚持，也有关键时刻贵人的帮助和指引。
从文学青年到革命者，从理论研究者到实践工作者，陈伯达的人生轨迹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命运。
史实来源：
陈伯达1904年10月出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其曾祖父为清代进士，来源于《陈伯达传》及相关历史档案记载。
陈伯达1919年报考集美师范学校，数学成绩为零分但因作文出色被校长破格录取，此事记载于集美大学校史及陈伯达回忆录。
陈伯达1927年4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时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此事有中共党史资料及陈伯达本人回忆文章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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