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接班人156亿美元重仓谷歌 AI押注引发市场关注。2026年5月2日，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间隙，95岁的沃伦·巴菲特评价当前市场时说：“我们从未见过人们像现在这样热衷于赌博。”然而仅半月后，伯克希尔披露的一季度持仓却显示出惊人反差：在新掌门格雷格·阿贝尔主导下，公司大举增持谷歌A类股3640万股，持股激增204%，期末持仓市值达156亿美元。一边是“股神”的警告，一边是接班人重金押注人工智能（AI）龙头，这看似矛盾的操作反映了当前美股市场的分裂——AI板块疯狂吸金、传统板块无人问津；恐慌性追涨、估值虚高、上涨高度集中、利润远未落地。
巴菲特选择格雷格·阿贝尔作为接班人，看中他的纪律性和文化契合度。巴菲特强调，阿贝尔的职责是守护伯克希尔信任、耐心、审慎配置资本的企业文化，而非追逐变革或个人声望。一季度，伯克希尔增持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A类股3640万股，较去年四季度末激增约204%，期末持仓市值达156亿美元，在伯克希尔主要持仓中的排名从去年第四季度的第十位升至第七位。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次由阿贝尔主导的增持，标志着伯克希尔投资风格的转变：在清理前投资经理托德·康布斯遗留的旧持仓的同时，将谷歌确立为与苹果并列的科技核心持仓。但在巴菲特眼中，最佳的买入时机是市场崩盘、没人敢接电话的时候。而谷歌股价过去一年增长逾138%说明，当前并不是大举买入的时机。
阿贝尔对AI和科技赛道的接纳度明显高于巴菲特。相较于巴菲特长期持有、极少调仓，阿贝尔会更频繁调整持仓，果断减持、剥离表现不佳的资产。但伯克希尔·哈撒韦增持谷歌、清仓亚马逊，并非简单因为看好AI，而是在AI时代选择“谁更像苹果”。从目前财报表现看，谷歌越来越接近这一标准。2026年一季度，Alphabet营收同比增长约22%，经营利润率升至36.1%，其中Google Cloud业务收入同比大增63.3%，经营利润率首次突破32%，显示其AI投入已开始转化为规模化的盈利能力。与此同时，搜索广告业务依旧保持稳定增长，为公司持续提供强劲现金流。2026年一季度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自由现金流为101.16亿美元。对于长期强调ROIC的伯克希尔而言，这意味着谷歌正在形成“高投入-高回报”的正向循环。
相比之下，被清仓的亚马逊虽然营收和云业务仍在增长，但AI服务器、物流网络等巨额资本开支正持续吞噬其现金流。过去12个月的自由现金流仅剩12亿美元，而上一年度同期仍高达259亿美元。与此同时，亚马逊2026年资本开支预计接近2000亿美元，高于谷歌。大卫·卡斯认为，手握巨额现金储备，阿贝尔大概率会选择等待股市出现大幅回调后，再大手笔配置资金进行投资。2026年第一季度，伯克希尔现金储备创纪录达3970亿美元。
2026年，美股呈现出明显的“双轨结构”。市场几乎可以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是AI及其相关产业链，包括半导体、数据中心、电力设备；另一部分则是其他所有板块。标普500科技板块盈利增长超过40%，而金融板块仅略高于1%，医疗板块则出现萎缩。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飙升至比其200日移动平均线高出62%～63.8%的惊人水平。美国银行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对此发出警告，这一偏离度已超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纳斯达克指数55%的水平，甚至逼近1720年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73%。瑞银分析显示，当前推动标普500指数回报的股票数量已降至创纪录的42只，远低于约100只的平均水平。剔除了科技巨头权重影响的“等权重标普500指数”，自3月底以来的涨幅只有标普500指数的一半。高盛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本·斯奈德直言，“急剧变窄的广度预示着短期内可能出现回调风险。”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当前的AI行情在许多方面都浮现出1999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影子。无论是弥漫市场的“害怕错过”情绪，还是巴菲特口中的“疯狂赌博”心态，都与20世纪90年代末“非理性繁荣”时期的心态如出一辙。“大空头”迈克尔·伯里写道，“感觉就像回到了1999年泡沫的最后几个月。”曾在互联网泡沫时期担任期权做市商的盈透证券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索斯尼克感叹，看到思科、英特尔这些当年的明星股重回涨幅榜首，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感”。研究机构Bespoke Investment Group的追踪显示，自ChatGPT发布以来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势，与当年网景浏览器发布后的指数走势呈现出“不可思议的重叠”。
尽管相似点众多，但不少市场策略师明确反对“AI是互联网泡沫2.0”的判断，认为二者存在根本性差异。最核心的区别在于盈利基础。杰弗里·舒尔茨解释道，多数人误以为本轮行情由投机情绪主导，却忽视了行情背后扎实的基本面支撑。自2025年年中至今，券商机构上调2026年企业盈利一致预期的幅度达11%；而在往年同期，市场盈利预期普遍下调5%。如今的头部科技企业普遍具备极强的稳定盈利与现金流创造能力。当前美股科技行业的整体净资产收益率高达34.5%，而2000年3月泡沫顶峰时仅为20.5%。因此，当下大厂布局AI的巨额资本开支，大多由其自身充裕的自由现金流支撑，这一点是上世纪90年代多数互联网企业无法做到的。
融资模式的改变是另一大区别。1999年的泡沫主要由大量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公司IPO所驱动。1999年至2000年间，美国有超过800宗IPO，其中大部分与互联网相关，公众投资者是狂热的主要买单者。而本轮AI热潮的资金主要来自科技巨头内部庞大的现金流、顶级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以及日益活跃的债券市场。此外，基础设施的供需关系也完全相反。互联网泡沫时期，电信公司盲目扩张，最终造成巨大的产能浪费。而当前，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AI基础设施供不应求。仲量联行数据显示，2025年北美在建的数据中心项目中，高达92%已被预先预订，现有数据中心的空置率处于1%的历史低位。
即便不是1999年泡沫重演，也不代表没有风险。首要风险来自资本开支与回报的错位。随着算力竞赛升级，科技巨头正从轻资产的软件公司转向重资产模式。瑞银警告称，到2028年，顶级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占销售额的比例可能从10%~20%飙升至30%以上。其次，金融杠杆正在放大市场波动。高盛的肖恩·图特哈警告，当前半导体和AI领域积聚了过高的金融杠杆。市面上流行的2倍、3倍杠杆半导体ETF，其“追涨杀跌”的强制再平衡机制正规实盘配资，可能将一个正常的市场回调放大为剧烈的抛售潮。最后，一种被称为“循环投资”的风险正逐渐暴露。高盛的报告指出，云服务巨头通过投资AI初创公司，后者再将融得的资金用于购买前者的云服务，形成了一种资金闭环。这种模式虽然在短期内能推高收入与估值，但其可持续性完全依赖于AI应用能否催生出真实的终端需求，一旦链条断裂，风险将迅速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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